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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齊魯歷史名人-吳起


吳起(約前440~前381),戰國初期衛國左氏(今山東定陶)人。先后在魯國、魏國、楚國做官,軍事、政治才能卓越。他博覽群書,注意吸收各家學派的思想,并且具有良好的儒學基礎,其名著《吳子兵法》流芳百世,是一位著名的軍事家、杰出的政治改革家,也是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。


殺妻求將 荊楚變法

  戰國初期,七雄爭立,戰爭頻繁,而吳起所在的衛國較弱,是列強爭奪的對象。出生于富有之家而又胸懷雄才大略的吳起,面對四分五裂、千瘡百孔的國家,不吝錢財,四處奔走,立志干一番大事業,為國家統一做出貢獻。結果功名未成,耗盡了家產,遭到鄉里的奚落和恥笑,一氣之下,離開衛國到魯國去游學。

  吳起到了魯國,受業于孔子名徒曾參門下,晝夜苦讀,學習治國本領。母親病亡,吳起聞訊仰天悲號,旋即收淚,誦讀如故。曾參見吳起不奔母喪,視他為忘本之人,與其斷絕了師生關系。吳起審時度勢,毅然棄儒道改學兵法。三年業就,經相國公儀休的推薦,被魯穆公任為大夫。

  吳起喜好用兵,一心想成就大名。周威烈王十四年(前412),齊國進攻魯國,魯國國君想用吳起為將,但因為吳起的妻子是齊國人而對他有所懷疑。吳起由于渴望當將領成就功名,就毅然殺了自己的妻子,表示不傾向齊國,史稱其殺妻求將。魯君終于任命他為將軍,率領軍隊與齊國作戰。吳起治軍嚴于己而寬于人,與士卒同甘共苦,因而軍士皆能效死從命。吳起率魯軍到達前線,沒有立即同齊軍開仗。因為當時,齊強魯弱,魯軍不是齊軍的對手,而吳起善于用兵,不與敵正面交鋒。當齊將張丑佯稱講和,到魯軍中打探虛實時,吳起將其精銳隱蔽,令其老弱病殘者留守營帳,并設宴款待張丑,裝出怯戰求和的樣子。齊軍受了蒙蔽,認為魯軍不堪一擊,貿然進犯。吳起乘其麻痹松懈,暗中調動兵力,從三面突然展開反攻,齊軍倉促應戰,一觸即潰,大敗而逃。

  齊魯之戰,顯示了吳起杰出的軍事指揮才能,但也因此遭到齊國的離間和魯國大臣們的詆毀,一時流言四起。魯國有些人在魯君面前中傷吳起說:“吳起是個殘暴無情的人。他小時候,家有千金之富,他想當官,從事游說活動沒有成功,以致家庭破產。鄉鄰都恥笑他,吳起就殺了三十多個誹謗他的人,逃出衛國而東去。他和母親告別時,咬著臂膀發誓說:‘不為卿相,不復入衛。’此后他就在曾參門下學習。過了不久,他母親去世,他竟然沒有回家。曾參為此很鄙視他的為人,和他斷絕了關系。吳起就學習兵法奉事魯君。魯君對他有懷疑,他就殺了自己的妻子以爭取做將軍。”“魯國是個小國,一旦有了戰勝的名聲,就會導致各國都來圖謀魯國了。而且魯國和衛國是兄弟國家,魯君用吳起,就破壞了與衛國的關系。”魯穆公輕信讒言,解除了吳起的兵權。吳起自知留在魯國已不可能有所作為,遂投奔到了廣納賢士的魏國,以求另創一番事業。

  此時,魏國已經興起變法革新運動,在政治、經濟、軍事等方面正積極進行改革。國君魏文侯求才若渴,任吳起為大將,率軍攻打秦國,攻克五座城邑。魏文侯因吳起善于用兵,廉潔而公平,能得到士卒的擁護,就任命他為西河(今陜西咸陽一帶)的守將,抗拒秦國和韓國。周威烈王十七年(前409),吳起攻取秦河西地區的臨晉(今陜西大荔東)、元里(今澄城南),并增修此二城。次年,攻秦至鄭(今陜西華縣),筑洛陰(今大荔南)、合陽(今陜西合陽東南),盡占秦之河西地(今黃河與北洛河南段之間地帶),置西河郡,任西河郡守。這一時期他“曾與諸侯大戰七十六,全勝六十四”,“辟土四面,拓地千里”。特別是周安王十三年(前389)的陰晉之戰,吳起以五萬魏軍,擊敗了十倍于己的秦軍,成為中國戰爭史上以少勝多的著名戰役,也使魏國成為戰國初期強大的諸侯國。

  吳起鎮守西河期間,強調兵不在多而在“治”,曾嚴格考選步兵,創建有戰斗力的常備軍“武卒”。吳起首創的考選士卒的方法是:凡能身著全副甲胄,執十二石之弩(十二石指弩的拉力,一石約今三十公斤),背負五十支箭,荷戈帶劍,攜三日口糧,在半日內跑完百里者,即可入選為“武卒”,免除其全家的徭賦和田宅租稅。吳起對“武卒”嚴格訓練,使之成為魏國的精銳之師。吳起治軍,主張嚴刑明賞、教戒為先,認為若法令不明,賞罰不信,雖有百萬之軍亦無益。所以,他曾在一次戰役中斬一未奉令即攻擊敵軍的戰士以明法。

  吳起做將軍時,和最下層的士卒同衣同食。睡覺時不鋪席子,行軍時不騎馬坐車,親自背干糧,和士卒共擔勞苦。士卒中有人生瘡,吳起就用嘴為他吸膿。這個士卒的母親知道后大哭起來。別人說:“你兒子是個士卒,而將軍親自為他吸取瘡上的膿,你為什么還要哭呢?”這位母親說:“不是這樣。往年吳公為他父親吸過瘡上的膿,他父親作戰時就一往無前地拼命,所以就戰死了。現在吳公又為我兒子吸瘡上的膿,我不知他又將戰死在哪里了,所以我才痛哭。”

  魏文侯死后,吳起繼續效力于他兒子魏武侯。武侯曾與吳起一起乘船順西河而下,船到中流,武侯說:“美哉乎山河之固,此魏國之寶也!”吳起對他說:“國家最寶貴的是君主的德行,而不在于地形的險要。從前三苗氏左邊有洞庭湖(今湖南洞庭湖),右邊有彭蠡湖(今江西鄱陽湖),但不講求德義,夏禹把它消滅了。夏桀所處的地方,左邊有黃河和濟水,右邊有泰華山,伊闕(又名龍門山,在今河南洛陽南)在南,羊腸(在今山西晉陽西北)在北,施政不講仁愛,商朝湯王將他流放了。殷紂王的國家東面有孟門(古隘道名,在今河南輝縣西),西面有太行山,常山(即恒山,在今山西渾源東)在北面,黃河在南面流過,地勢也無比險要,但施政不講道德,周武王把他殺了。由此看來,治理國家在于君主的德行,而不在于地形的險要。如果君主不講德行,就是這一條船中的人也都會成為您的敵人。”武侯說:“你說得很對。”

  吳起任西河的守將,威信很高。魏國選相,很多人都看好吳起,可是最后卻任命田文(魏貴戚重臣)為相。吳起很不高興,他向田文說:“請你和我比一比功勞可以嗎?”田文說:“可以。”吳起說:“統領三軍,使士卒樂于為國犧牲,敵國不敢圖謀進攻我們,你比我怎樣?”田文說:“我不如你。”吳起說:“管理各級官員,親附人民,使財力充裕,你比我怎樣?”田文說:“我不如你。”吳起說:“鎮守西河地區,使秦軍不敢向東擴張,韓國和趙國都尊從我們,你比我怎樣?”田文說:“我不如你。”吳起說:“這三方面,你都不如我,而你的職位卻比我高,這是為什么?”田文說:“國君年少,全國憂慮,大臣沒有親附,百姓還不信賴,在這個時候,是由你來任相合適呢?還是由我來任相合適呢?”吳起沉默了很久然后說:“應該由你來任相。”田文說:“這就是我所以職位比你高的原因。”吳起才知道自己不如田文。

  田文死后,公叔任相,他妻子是魏國的公主,公叔對吳起非常畏忌,便想謀害吳起。他有個仆人對他說:“吳起很容易除掉。”公叔說:“怎么辦?”仆人說:“吳起為人有節操,廉潔而重視聲譽,你可以先向武侯說:‘吳起是個賢明的人,我們魏國屬于侯一級的小國,又和強秦接壤,據我看,恐怕吳起不想長期留在魏國。’武侯必然要問:‘那怎么辦呢?’你就借機向武侯說:‘君侯可以把一位公主許配給吳起,他如果愿意留在魏國就必定欣然接受,如果不愿意留在魏國就必然辭謝。以此就可以探測他的想法了。’然后你再親自把吳起邀到你的府上,使公主故意發怒而輕謾你。吳起看見公主那樣輕賤你,他想到自己也會被輕賤,就會辭而不受。”于是照計行事,吳起果然看見公主輕謾魏相就辭謝了武侯。武侯因而對吳起有所懷疑而不信任他了。吳起害怕武侯降罪,于是離開魏國到楚國去了。

  楚悼王平素聽說吳起很能干,吳起一到楚國就被任為相。他輔佐楚悼王實行變法,采取了“明法審令”、“罷無能、廢無用”(《史記•孫子吳起列傳》)、精簡機構、裁減冗員、取消公族特權、節約經費開支、加強軍事建設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,使楚國很快強盛起來。這就是著名的荊楚變法,這也是吳起在楚國的主要功績。

  春秋時期的政治大變動,終于促成了戰國以來此起彼伏的變法運動。這些變法的主要共同點之一就是把矛頭指向世襲貴族,充分調動中下層的力量,依恃任人唯賢的政策,應付嚴峻的現實,吳起變法亦具有這一特點,且比“前輩”人物更徹底。他嚴明法令,撤去不急需的官吏,廢除了較疏遠的公族,把節省下的錢糧用以供養戰士,主要目的是加強軍隊,破除縱橫稗闔的游說。于是,楚國南面平定了百越;北面兼并了陳國和蔡國,并擊退了韓、趙、魏的擴張;向西征伐了秦國。因此,諸侯都害怕楚國的強大,而楚國的貴族因利益受損也都想謀害吳起。周安王二十一年(前381),楚悼王死后,王公大臣叛亂而攻擊吳起,吳起跑到楚悼王的尸體旁,伏在尸體上,意在以可使作亂者有所顧忌,若作亂者射吳起必中王。而楚國的法令規定,凡傷及先王尸體者,要一律被處死。但追殺吳起的楚貴族還是射殺了吳起,箭也射到了悼王的身上。悼王葬后,其子即位,就派令尹(楚國的最高軍政官員)將因箭射吳起而同時射中悼王尸體的人全部殺掉。結果,由于箭射吳起被誅滅宗族的有七十多家。

  吳起的改革沒有像子產作刑書一樣享受“與人之誦”的待遇,他雖然也曾讓楚國日臻強盛,但終因樹敵太多而未得善終。吳起變法所以會失敗,一是因為迫使貴族開荒耕植,二是因為極大地擴充軍備,把兵戰之苦轉嫁給下層人民,破壞了生產,使百姓怨聲載道。后人以為他“以兵弱楚,”就是這個道理。與后來商鞅變法的主張相比,吳起的變法就缺乏那種以耕為首、以耕為戰的特點。古人曾說:“吳起支(肢)解而商君車裂者,不逢世遇主之患也。”

內修文德 外治武備

  吳起在政治、軍事諸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,他把這些經驗深化為軍事理論。《漢書•藝文志》著錄《吳起》四十八篇,已散佚,今本《吳子》六篇(《圖國》、《料敵》、《治兵》、《論將》、《應變》、《勵士》),系后人所托。其主要謀略思想是:“內修文德,外治武備”。他一方面強調,必須在國家和軍隊內部實現協調和統一,才能對外用兵,提出國家如有“四不和”,就不能出兵打仗;另一方面則強調,必須加強國家的軍事力量。從《吳子》中,我們可以領略他杰出的軍事思想。

  吳起認為,戰爭是一種社會現象。為此,他對戰爭的根源作了論述。他說:“凡兵所起者有五:一曰爭名,二曰爭利,三曰積惡,四曰內亂,五曰因饑。”(《吳子•圖國》,以下只注篇名)當然,吳起這種看法還停留在表面上。他對“爭名”、“爭利”、“積惡”、“內亂”,是何原因引起,“因饑”的根源何在,并沒有深入分析。但是,他從社會方面去尋找戰爭產生的原因,在當時還是有進步意義的。在戰爭與政治的關系上,他強調把政治放在首位,但又非常重視軍事。他說:“昔承桑氏之君,修德廢武,以滅其國。有扈氏之君,恃眾好勇,以喪其社稷。”(同上)意即一個國君若是只講求文德而廢棄武備,或者依仗兵多能戰,都會亡國。要使國家治理得好,必須既要重視政治,也要重視軍事。從這個思想出發,吳起在西河一方面注重軍事改革,一方面從事政治、經濟的改革,為魏國的富強奠定了基礎。吳起從戰爭實踐中認識到,只有一支訓練有素的軍隊還不夠,還必須有安定的后方。因此,他說:“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。”只有國內人民和前方軍隊團結一致,才能打勝仗。他主張:“有道之主,將用其民,先和而造大事。”(同上)他又說:“不和于國,不可以出軍;不和于軍,不可以出陣;不和于陣,不可以進戰;不和于戰,不可以決勝。”(同上)就是說,國內各種意見不統一,不可以出兵打仗;軍隊內部不團結,不可以出陣作戰;出陣以后,軍隊不互相配合,不可以進行戰斗;進行戰斗以后,各部分戰斗動作不協調,不能奪取勝利。他還進一步說:“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,則戰已勝矣。”(同上)吳起闡明了國家、軍隊和人民三者的關系,并認為人心向背是軍事上取得勝敗的關鍵。

  在如何統一中國的問題上,吳起主張只有用武力才能達到目的。在這一點上,他與儒家思想是不一致的。吳起的這種思想,對稍后的孫臏“舉兵繩之”、“戰勝而強立,故天下服矣”(《孫臏兵法•見威王》)的主張有直接的影響。吳起一方面看到了戰爭的重大作用,同時也看到了戰爭給人民帶來的痛苦和災難,因此他認為對待戰爭要持慎重態度,反對輕率發動戰爭。他總結歷史上戰爭的經驗,說:“天下戰國,五勝者禍,四勝者弊,三勝者霸,二勝者王,一勝者帝。是以數勝而得天下者稀,以亡者眾。”(《圖國》)經常輕率發動戰爭,就會耗費大量人力物力,從而使人民疲憊不堪,國家貧弱,而且會招來禍患。因此,多次發動戰爭而取得天下的少,亡國的多。

重“實”求“變” 《兵法》傳世

吳起的戰略戰術思想,可以說是古代樸素唯物主義和樸素辯證法在軍事上的運用。吳起從戰國時代頻繁的戰爭形勢出發,認識到隨時都有爆發戰爭的可能。因此,他在戰略上很重視戰爭的準備。他說:“夫安國之道,先戒為寶。”(《料敵》)要使國家安全,先要在平時做好戰爭的準備。他說:“簡募良材,以備不虞。昔齊桓募士五萬,以霸諸侯。晉文召為前行四萬,以獲其志。秦繆置陷陳三萬,以服鄰國。”(《圖國》)對于軍隊,吳起主張“教戒為先”(《治兵》),即注意平時訓練。他指出:“備者,出門如見敵。”(《論將》)這些戰備思想,反映了他為建立和鞏固新興地主階級的政權的積極進取精神。

  吳起在指揮作戰時摒棄唯心主義的主觀臆斷,從樸素唯物主義觀點出發,十分重視了解敵方的情況。他指出“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”(《料敵》)。就是說,只有清楚敵人的力量部署情況,才能選擇其薄弱環節狠狠打擊。為了了解對方情況,吳起非常重視使用間諜,深入敵后搜集敵方各種情報,“急行間諜,以觀其慮”(同上)。同時,他還重視在戰場上采用武力偵察的辦法。《吳子•論將》記載:武侯問曰:“兩軍相望,不知其將,我欲相之,其術如何?”起對曰:“令賤而勇者,將輕銳以嘗之,務于北,無務于得,觀敵之來,一坐一起。其政以理,其追北佯為不及,其見利佯為不知,如此將者,名為智將,勿與戰矣。若其眾喧華,旌旗煩亂,其卒自行自止,其兵或縱或橫,其追北恐不及,見利恐不得,此為愚將,雖眾可獲。”即派出一支小分隊去佯攻敵人,而又假裝敗退,引誘敵人來追擊,從敵人追擊的情況來觀察其虛實,然后決定對策。吳起說:“臣請論六國之俗,夫齊陣重而不堅,秦陣散而自斗,楚陣整而不久,燕陣守而不走,三晉陣治而不用。”(同上)從吳起對六國軍隊狀況的分析,可以看出他對各國政治、經濟、軍事和民情風俗的了解都是相當清楚的。吳起重視調查研究,深諳“知彼知己,百戰不殆”之道。吳起關于主觀指導必須符合客觀實際的卓越見解,對引導戰爭取得勝利,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。

  吳起指出,戰爭中的攻、守、進、退,要根據變化的客觀實際而定。吳起在頻繁的戰爭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,熟練地掌握了指揮戰爭的藝術。他提出了“急擊勿疑”的十三種情況:

  
敵人遠來新至,行列未定,可擊;既食未設備,可擊;奔走,可擊;勤勞,可擊;未得地利,可擊;失時不從,可擊;涉長道后行未息,可擊;涉水半渡,可擊;險道狹路,可擊;旌旗亂動,可擊;陣數移動,可擊;將離士卒,可擊;心怖,可擊。凡若此者,選銳沖之,分兵繼之,急擊勿疑。(同上)

  吳起反對在戰爭中莽撞蠻干,主張“見可而進,知難而退”,同時分析了碰到有利時機“擊之勿疑”的八種情況:

  
一曰疾風大寒,早興寤遷,剖冰濟水,不憚艱難;二曰盛夏炎熱,晏興于間,行驅饑渴,務于取遠;三曰師既淹久,糧食無有,百姓怨怒,妖祥數起,上不能止;四曰軍資既竭,薪芻既寡,天多陰雨,欲掠無所;五曰徒眾不多,水地不利,人馬疾疫,四鄰不至;六曰道遠日暮,士從勞懼,倦而未食,解甲而息;七曰將薄吏輕,士卒不固,三軍數驚,師徒無助;八曰陳而未定,舍而未畢,行阪涉險,半隱半出。(同上)

  吳起還分析了遇到形勢不利時“避之勿疑”的六種情況:

  
一曰土地廣大,人民富眾;二曰上愛其下,惠施流布;三曰賞信刑察,發必得時;四曰陳功居列,任賢使能;五曰師徒之眾,甲兵之精;六曰四鄰之助,大國之援。(同上)

  另外,吳起從實戰出發,對行軍和扎營提出了一些必須注意的事項:凡行軍之道,無犯進止之節,無失飲食之適,無絕人馬之力。此三者,可以任其上令。任其上令,則治之所由生也。(《治兵》)這是說,行軍中對行程、人馬的負荷要安排得當,飲食供應要搞好,這樣才能保證軍隊聽從上級的指揮,從而保證軍隊的戰斗力。

  在吳起的戰略戰術思想中,許多地方閃爍著樸素辯證法的思想光輝。吳起說:“凡戰之要,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,因形用權,則不勞而功舉。”(《論將》)他認為帶兵作戰必須首先分析研究敵人的將領,根據不同情況,決定不同的對策,這樣就能不費多大力氣而獲得成功。這是對孫武用“水無常形”來比喻“兵無常形”,依據敵方的變化而變化、從而奪取勝利的思想的繼承和發展。

  在如何對待生與死的問題上,吳起非常鄙視在戰場上貪生怕死、當逃兵的可恥行為。他主張在戰場上“必死則生,幸生則死”(《治兵》),闡明了戰場上生與死的辯證關系,只有不怕犧牲,勇敢戰斗,奪取勝利才能保存自己,而貪生怕死,不敢殺敵,結果必然失敗,招致滅亡。因此,吳起在他的軍隊里提倡不怕死的精神。他說:“師出之日,有死之榮,無生之辱。”(《論將》)即從出兵打仗的第一天起,就要使戰士抱定決心戰死的光榮信念,而不要懷有茍且偷生的恥辱思想。在戰斗過程中,要使戰士“進死為榮,退生為辱”(《圖國》),即以前進殺敵、英勇犧牲為榮譽,以后退活命為羞恥。《戰國策•齊策》談到,齊國軍隊在燕連取七十余城,雖然“食人炊骨”處境十分困難,但“士無反北之心”,堅持戰斗到底,認為這樣的軍隊就是“孫臏、吳起之兵也”。可見吳起的軍隊頑強戰斗的精神,在當時是很有名的。

  在多與少的問題上,吳起有不少精辟的論述。如他認為以少可以勝多:

  
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,力輕扛鼎,足輕戎馬,搴旗取將,必有能者。若此之等,選而別之,愛而貴之,是謂軍令。其有工用五兵,材力健疾,志在吞敵者,必加其爵列,可以決勝。厚其父母妻子,勸賞畏罰。此堅陣之士,可與持久。能審料此,可以擊倍。(《料敵》)

  吳起分析說:“諸侯未會集,君臣未和,溝壘未成,禁令未施,三軍囟囟,欲前不能,欲去不敢,以半擊倍,百戰不殆。”(同上)

  即敵人如果沒有同盟軍會合,君臣之間意見不一致,深溝堡壘沒有修筑好,號令沒有下達,軍隊人心惶惶,想進不敢進,想退不敢退,這樣的軍隊只要用相當于它的一半的兵力就能打敗它,而且能百戰百勝。他又說:“敵人之來,蕩蕩無慮,旌旗煩亂,人馬數顧,一可擊十,必使無措。”(同上)就是說,倘若敵人前來,散散漫漫,毫無紀律,隊伍混亂,人馬不安,東張西望,這樣的軍隊便可以一擊十,使之手足無措。吳起認為,“愚將,雖眾可獲”(《論將》)。即如果將領不善于指揮,雖然帶兵多,也容易被俘虜。吳起說:“用少者務隘。”他重視利用有利的地形,從而造成以少勝多的條件。他說,只要“避之于易,邀之于厄”,即避開平坦開闊之地,而利用險要的地形,就可以“以一擊十”、“以十擊百”、“以千擊萬”(《應變》)。由此可見,吳起從他豐富的作戰經驗中,看到了多和少的辯證關系。他把這些樸素的辯證法思想運用到軍事實踐中,創造了五萬人“兼(加)車百乘,騎三千匹,而破秦五十萬眾”(《勵士》)的以少勝多的典型戰例。所以人們稱頌“吳起之用兵也,不過五萬”(《呂氏春秋•用民》)。尉繚子說:“有提七萬之眾,而天下莫當者誰?曰吳起也。”(《尉繚子•制談第三》)吳起的五萬、七萬之數,可以說得上是精兵,而用之可以抵御強秦,可見其軍事藝術在當時達到了很高的水平。

  總之,吳起是繼孫武之后,既善于用兵同時又具有高深的軍事理論的第一人。歷史上,吳起作為軍事家與孫武齊名,后世論兵,莫不稱“孫吳”。他治兵有術,在戰略戰術上留下許多佳話。作為政治家、改革家,吳起與商鞅齊名,他“明法審令”,舍身與權貴為敵。吳起一生在魯、魏、楚三國出將入相,顯示了卓越的軍事才能,對后世用兵起了深遠的影響。同時,他治軍嚴明,能與士卒同甘共苦,又深得部眾之心。但其為博取功名而母喪不臨、殺妻求將的做法,也一直被后人所不齒。這種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性格,雖然使他治兵有術名揚天下,但卻注定了他的悲劇命運。

  參考文獻:

  《吳起》編寫組:《吳起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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